【校史】艰辛探索 曲折发展

第四章 艰辛探索 曲折发展

（1966年—1976年）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黑龙江大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1966年6月起，学校被迫停课。校造反派组织竞相揪斗干部和教师，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校园。1967年4月，造反团接管了黑龙江大学的领导权，成立了校革委会。此时校党委已名存实亡，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校革委会手中。从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先后任校党委书记或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的有高衡和白汝瑗，任党委副书记或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的有张毓瑞、尚慎武、刘力田（军宣队）、蔺善礼（工宣队）、林孟舒、方孟梅（军宣队）、刘青萍、雷日春。同一时期，任革委会主任或校长的是高衡和自汝瑗。任革委会副主任或副校长的有王树本、董福长、张毓瑞、秦野丰、李俊杰、李凤堂、林孟舒、方孟梅、王维良、尚慎武、牧岚、穆国栋、葛沛、刘青萍、林北星、王连才（工宣队）。校革委会在造反派的把持和操纵下，组织了一系列迫害广大干部和教师的活动。在以“社会为工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学校迁往农村工厂办学，大量教师和干部被赶往农村插队落户。从1972年到1976年，学校仅招收2700名学生。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广大教师和干部在逆境中仍然坚守岗位，力所能及地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以此表示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文革”极左路线的抵制和斗争。

第一节 灾难降临 武斗开始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给整个教育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使正在建设中的黑龙江大学遭受了严重摧残和破坏。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8日党八届的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全国人民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帷幕，而教育界则首当其冲成为这场悲剧的前导。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诬陷、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这就在全国各地首先是许多大、中学校和党政文化机关掀起了“造反”浪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现象。在这股“浪潮”的冲击下，黑龙江大学被迫停课，组织学生学习《五·一六通知》，学习林彪、江青合谋炮制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等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和文章。6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论述“文化大革命”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进一步煽动群众起来造反。不久，校园内就贴出了谩骂、攻击校领导的大字报，声称支持“北大的革命行动”，指责学校党委“压制”、“阻碍”运动，要求学校领导“触及灵魂”、“在黑大立即开展文化大革命”等等。校内动乱日甚一日，学校形势日益恶化。

6月13日，“文革”运动在黑大正式展开。原校党委遵照上级指示成立校系“文革领导小组”。运动一开始，“文革领导小组”一方面在校内错误地搞“以人划线”，把原哈尔滨外语学院的大批干部、教师打成“黑线人物”，进行围攻和批判；另一方面，又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划类排队，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群众。与此同时，校“文革领导小组”还派工作组去外语系和总务处，发动群众揭批本单位的所谓“三家村”、“四家店”，组织“横扫牛鬼蛇神”。从此，一场空前浩劫遍及黑大校园。

8月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规定“文革”的斗争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决定》还强调要“敢字当头”,“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提出“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随后，又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一封信和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随之全国大乱，学校的形势又进一步恶化。校园内攻击、丑化干部、教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声中，黑大红卫兵组织“造反团”、“八八团”、“先锋团”相继成立。

8月下旬，在造反派组织策划下，“校文革筹委会”出面召开了批斗会，被揪出批斗和陪斗的教工多达70余人。这次大规模的批斗会，上演了挂黑牌、涂鬼脸、戴高帽、大弯腰等丑恶闹剧，开了我校残酷斗争、人身侮辱的先河。接着是游斗。游斗后，造反团扣留了原校领导史文生、董福长、王树本以及中层干部20多人，并设立“集训队”监督管制。副校长王树本不堪折磨，被迫自杀。

不久，“先锋团”勒令百余名干部、教师进“学习班”，建立了我校第一批“牛棚”。其它造反派组织也不甘落后，竞相揪斗干部和教师。许多干部、教师无端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罪名，遭受无休止的批斗和精神摧残。一时间，所谓“红色恐怖”笼罩着黑大校园。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表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毛泽东亲自出席大会，并检阅了红卫兵游行队伍。这样，在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扫四旧”的高潮。从九月份开始，我校先后有两千多名师生去北京接受检阅和进行串联。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鼓动和支持造反派夺权。1月5日，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在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下，相继夺取了《文汇报》、《解放日报》和市委的领导权。《人民日报》转载了《夺权宣言》。从此便刮起了全国性的夺权风暴。在夺权的一片浊声恶浪中，黑龙江省的造反团夺了省委的大权，建立起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4月，我校造反团也接管了黑龙江大学领导权，成立了校革命委员会。此时，校党委已名存实亡，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校革委会手中。

在校革委会的领导下，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造反派组织以极左的行动，搞了“烧党票”、“烧团票”、“铲除修正主义苗子”运动，有20多名共产党员的入党志愿书和党员登记表被当众烧毁。在此期间，造反派组织无法无天，不少人手持棍棒，在校内大搞打、砸、抢、抓、抄。被关入造反团“集训队”管制和接受批斗的干部、教师80余人，被抄家的50多户，被作为“叛徒”、“特务”抓起来的10人，被迫害致死者5人。造反派的胡作非为，使大批干部、教师蒙受巨大的灾难。

与此同时，造反派组织在校外支持夺权，参与武斗。造反派师生二百多人奔赴伊春，配合当地造反派占领了林业局，对局一级领导和大批中层干部进行批斗，并协助伊春公安机关的造反派抄了“保守派”群众的家。1967年1月底，校造反派总头头带领哈市大专院校造反派夺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权，成立了接管委员会，我校造反派主要成员任管委会班长。在砸烂“哈市红旗军”的事件中，造反派两次签发拘捕令，拘捕20余人，将他们关押在我校主楼地下室，进行审讯、拷打。

“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阶段后，导致全国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混乱状态。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决定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7年4月，人民解放军3066部队派人进驻我校，执行所谓“支左”任务。这时，因对待省革委会某领导成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校造反派及群众分裂成“炮轰”与“捍联”两派。这两派各自从派性出发，挑动群众把斗争的矛盾指向一部分干部和教工，同时，彼此你争我夺，派性日益膨胀，对立情绪日趋激烈。在相互争斗中，“捍联总”占了上风。“捍联总”接管学校领导权后，在驻校军宣队的支持下，采取专政措施，以“炮轰派黑干将、黑后台”等罪名，先后对一些干部、教师进行批斗、体罚、劳改、关押。其中4人被捕入狱。

原省政协副主席、黑大校长于天放被以支持“炮轰派”的罪名拉到全市进行批斗，遭受非人折磨，最终含恨自杀身亡。

之后，原校革委会一负责人主持编印《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参与这一工作的两名哲学系教师被扣上“篡改”、“非法编印”等罪名投入狱中。

为了揭批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967年4月，原哈外院、黑大领导王季愚从上海外国语学院被揪回学校，接受批斗。她被诬蔑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干将”，哈外院五十年代中期提出的“学术建校”被说成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复辟的黑纲领”。造反派全然不顾王季愚身患多种疾病，仍对她进行长期关押、体罚、批斗。惨无人道的迫害，使她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原哈外院的一大批教师、干部则被打成受王季愚包庇重用的“牛鬼蛇神”，遭到打击迫害。

1967年10月以后，根据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我校先后派出“教育革命探索队”去五常县、海伦县、双鸭山市开门办学。“探索队”以“服务、改造、办学”为原则，做了许多工作。然而，由于办学指导思想的错误，“探索队”探索的结果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值得借鉴的价值。

1968年6月，校革委会以帮助弄清黑大的历史是非为名，将原党委副书记张天恩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请”回。张天恩来校后，应几个参加“炮轰”的教工的要求，同他们进行了座谈，并且到董福长（原党委副书记）等老同志家里看望。由于他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采取较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同意所谓黑大存在着两个司令部的说法，因而他和董福长同志被诬陷为“右倾翻案的急先锋”，与他们接触过的不属于“捍派”的十几名教工被诬陷为“右倾翻案集团的黑干将”，统统被关进“专政大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使这些同志遭到非人的折磨。

1968年7月，哲学、中文两系在江北春雷公社修筑战备公路。军宣队和这两个系的少数人密谋与当地群众联合召开批斗地、富、反、坏、右大会，将我校一些老干部、老专家专程从学校押送到江北，与当地“地、富”一起，被迫跪在批斗台上，在批斗过程中，使这些同志备受凌辱，惨遭毒打。劳动结束后返校途中，又搞民兵演习抓“俘虏”，民兵站成两队，强迫这些被批斗的同志从两行队伍中跑着穿过，意为“抱头鼠窜”，而两队民兵在呐喊声中紧步追上，抓住“俘虏”便一顿拳打脚踢。类似这种粗暴践踏人权的不人道行为，在十年动乱时期屡见不鲜。

1968年8月25日，新华社转发《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和“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的最新指示。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随后哈尔滨伟建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我校，并结合到校、系（处）革委会，领导斗、批、改。

第二节清理阶级队伍

在军、工宣队和校革委会领导下，学校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校革委会成立了“清查办”，设立了“专政大队”，各系处建立了“清查办”和”隔离室”、“反省室”。这些所谓“群众专政”的场所，实际是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大批被扣上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罪名的师生员工，作为专政对象分别被关押在这些地方。特别是被关押在“专政大队”的同志，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不仅不能与外界交往，就是相互间也不许交谈。家属前来探望，也必须经过批准。他们白天被强迫劳动，夜晚睡在地下室水泥地面上，平时吃饭被限质限量，大小便都得按规定向看守者报告。在“专政大队”这个阴森恐怖的“拘留所”里，人性丧失，良知被泯灭，夜以继日地以拷打、罚站、不许睡觉、不准吃饭等方法，实行刑讯逼供，经常深夜搞突击性“提审”，对所谓“不老实交待自己罪行”的人，拳脚相加，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流淌，有的被迫跳楼自杀，更多人致伤、致残。至于人身侮辱和精神摧残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动不动就揪出“示众”，在光天化日之下搞人身“展览”。直到1969年春“专政大队”解散为止，在那一百多天的黑暗日子里，被非法关押审讯者多达一百余人。他们所受到的种种折磨是骇人听闻的。

1968年10月，在军、工宣队、校革委会主持下，全校掀起清队新高潮，搞挖地三尺的清队大会战。政治迫害的进一步升级，使更多的干部、教师遭受不白之冤。在清队大会上，校军宣队、革委会负责人宣布我校原俄语系是“苏联远东情报站”，五十年代曾在苏联留学和与苏联人有过工作联系的干部、教师不少人被怀疑或打成“苏修特务”。在这次清队大会战中，全校有300多名教师、干部（占全校教师、干部的40%左右）被扣上种种罪名受到批斗和触及，被关入“专政大队”的89人，关押在各系、处“反省室”、“隔离室”的53人，交由公安机关拘押的11人，共计150多人。此外，尚有100多人在各系、处接受群众监督，交待问题，等待进一步审查。

“清队”运动中，不仅残酷迫害校内广大干部、教师，而且株连教工的家属。“校家属清查办”对一些教工的父母、妻子、同居的亲属大搞逼、供、信，并以“地、富、反、坏、右”等罪名进行揪斗、抄家、游街、强制劳动、强行搬家，造成不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

196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明确指出清队要“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严禁逼、供、信”。然而驻校军、工宣队和校革委会某些负责人，却以校革委会名义，将原外语学院时期的一些中层干部和有关人员共60余人集中起来，举办所谓“揭盖子学习班”，要揭开所谓外语学院时期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发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王季愚包庇和重用“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学习班大搞逼、供、信，历时一个多月，致使这些同志又一次受到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其中，校办主任王文秀被迫自杀。至此，被迫害致死者已达12人。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完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创造了黑龙江大学“文革”中冤假错案的最高纪录。

第三节 极左路线对学校工作的破坏

一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5月，全校开始整建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落实政策和解放干部。但是，由于继续推行极“左”路线，因此，政策不可能得到认真落实，干部也不可能真正解放。就在这个期间，我校派出干部、教师百余人去牡丹江地区宁安、鸡东、东宁等县参加农村斗、批、改与整建党工作，历时一年有余。

1969年8月，经中共黑龙江省核心小组批准，我校党的核心小组成立，高衡任组长，张毓瑞和军、工宣队各一名代表为副组长。

1969年12月，校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学校的任务是建设红色农村革命基地。根据省革委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校党的核心小组作出两项决定，一是黑龙江大学迁到农村办学，二是动员二分之一的教师、干部去农村插队落户。随后，又决定把铁力县做为我校战备基地，并派出一部分干部、教师和工人到铁力山区进行开辟和建设。这项工程历时四年之久，劳民伤财，耗资数万元。

从1969年的12月到1970年的1月，军、工宣队与校革委会的负责人大造舆论声势，宣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同时，运用大批判、停发工资、收缴户口、给予处分等强迫命令的方法，把广大教工赶到农村“插队落户”。这些教工在风雪交加的数九寒冬，被迫扶老携幼，离开了长期工作与生活的校园。除少数到省内外投亲靠友者外，绝大多数去了呼兰县的康金井和大用两个公社。全校插队的教工连同他们的家属总计有上千人。在他们中间，有年老体衰的干部，有白发苍苍的教授，有出生不久的孩子，有重病缠身的患者。在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这些教工吃尽了苦头。体力劳动繁重，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孩子不能正常上学，生活陷入了难以想象的困境。

大批教工到农村插队落户，使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进一步迫害,也使学校再次遭受严重的破坏。

1970年4月，我校招收的第一批试点班工农兵学员101人入学报到。这批学员初期分为大文科和大理科，分别在肇东县涝洲公社和五常县化肥厂进行教学活动，约四个月后返回校内上课，分为哲学、俄语、高分子、无线电四个专业。参加教学与管理的教师、干部共50余人。

1971年3月，校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高衡因病离职休养。这段时间，校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批陈整风”文件，举办“批陈整风”、“批潘整风”学习班，研究落实政策问题。“九·一三”事件后，又举办了“批林整风”学习班。

1971年12月，学校传达贯彻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由于这次会议是在“四人帮”的直接操纵下召开的，因而把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塞进《会议纪要》，说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教师队伍的绝大多数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对《纪要》的这些观点，不少教工表示了反对。认为“两个估计”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完全颠倒了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是非，彻底否定了十七年教育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的教师说：“为党的教育事业辛勤工作了20多年，结果被说成是给资产阶级干的，怎么也想不通”。还有的干部说：“从黑大发展的历史来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黑线专政”。由于广大教工的抵制和反对，这次教育大讨论，很快就草率收场。

1972年1月，根据中央指示，省革委会决定，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并人黑龙江大学。原黑大外语系分为俄语、英语、日语三个系，学制为三年。两校合并后，哈外专领导林孟舒、刘青萍、林北星任黑大革委会副主任，林孟舒为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3月，省委决定，白汝瑗为黑大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校革委会主任。这时，哈尔滨伟建厂工宣队撤离学校，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派出工宣队进驻我校。

二 “反回潮”

1972年，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为克服“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消除林彪反革命集团破坏造成的恶果，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开始有了转机。在批林整风中，他提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主张“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并指示周培源要“提倡一下基础理论”,“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周总理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反映了学校广大教工的要求和心愿。

1972年4月，我校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606人正式入学。举行开学典礼时，省委、省教育部门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为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6月，我校第一批插队教师、干部返校，年底全部返回了学校。为了加强学校的各级领导，校党的核心小组调整和配备了各系、处领导班子。

1973年1月，校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制订各系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决定恢复教研室，并任命了教研室负责人。根据周总理关于“要重视基础理论”的指示，各系都重新制订了教学计划，加强课堂教学，恢复了一些教学管理制度。广大教师和干部出于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对学校多年来忽视“基础理论”教育提出不少批评意见，建议学校要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在许多教师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也有所提高。

教育战线出现的这些新的气象，却被“四人帮”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打什么基础理论?》等文章。接着《辽宁日报》于7月19日发表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一文，吹捧“白卷先生”张铁生，把他视为”反潮流的英雄”。于是，在全国教育战线掀起了所谓的“反回潮”运动。

1973年8月，学校召开了第四次全体党员大会，白汝瑗代表党的核心小组向大会作了报告。省委书记王一伦到会并讲了话。会议选出白汝瑗等30人组成中共黑龙江大学第四届委员会。第四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正、副书记和常委。经省委批准，白汝瑗任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毓瑞、方益梅（军代表）、尚慎武、刘青萍、雷日春任副书记。

1973年9月，73级606名新学员入学。

在学习、贯彻“十大”文件过程中，校党委组织全校一千余人去肇东县农村宣传“十大”精神，同社员群众一起学习、劳动。11月初，陆续返回学校。

1973年12月，省文教办派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进入我校。

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校党委决定，取消寒假，全体教工继续上班，深入批林批孔。

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来校后，鼓动部分师生张贴出攻击校党委“右倾”的大字报。从2月到3月，全校共贴出“反击右倾回潮”的大字报1400余张。其中以署名“季蔚文”的大字报为代表，把学校自1971年以来为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所规定的教学管理制度，一律攻击为“复辟回潮”，是“走十七年的老路”，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刚刚恢复的各系的教研室，全部被作为“回潮”的产物加以取消，正常的课堂教学被攻击为“复旧”，必要的考试、考核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工农兵学员的政”。校领导林孟舒同志被打成“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1972年以来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些具体做法（尽管远远不够)，统统被诬蔑为“举逸民”，以原省委书记王一伦为顾问写的《关于我校情况的调查报告》，被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的“黑纲领”。一时间，“反回潮”势力占据上风，不少干部、教师再次受到批判和打击，刚刚有所恢复的教学秩序又一次被打乱。

三 “学朝农”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2月6日，党中央召开了十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公开批评“王、张、江、姚”为”四人帮”，并确定由周恩来负责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周恩来病重期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根据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邓小平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开始着手国民经济的整顿工作。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整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在整顿工作中，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对这些错误政策有所纠正。这个变化，既触怒了“四人帮”，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因此，不久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国再次陷入混乱。

此时，教育战线还没有来得及整顿，就又提出了“学朝农”的问题。“四人帮”及其代理人把朝阳农学院的“朝农经验”树为“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样板，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典型”，公开提出“同十七年对着干”。3月，省文教办召开学习“朝农经验”座谈会。4月，校党委及工宣队负责人带领一个小组去朝农“学习参观”，返校进行传达，并制定了”学习朝农的规划”，提出了“校内一千、校外一万”的办学口号，并在绥棱县阁山公社建了分校，招收文科社来社去试点班。第一期学员60人。

1975年2月，学生会“理论组”成立，初期成员20多人，分布在全校各系。他们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名，从极左的思想观点出发，首先攻击学校落实各项政策和学校贯彻省政工会议精神是“修正主义回潮”，指责学校“不学朝农，假学朝农”,“以反派性压学朝农”，声言要“警惕向资产阶级投降”等等。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黑大校园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全校师生置“四人帮”的禁令于不顾，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广泛进行吊唁活动，寄托哀思，表达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怒。

1976年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吹进了黑大校园。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和3月1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翻案不得人心》，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校党委按照上级指示，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动员和组织全校人员“反击右倾翻案风”。但全校广大师生对此以各种方式予以抵制，应者寥寥无几。

学生会“理论组”在“四人帮”势力的支持下，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把斗争矛头对准校党委。他们一方面极力煽动“层层揪走资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说“走资派层层有”，千方百计要把校党委主要领导打成“走资派”；另一方面，在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又到省、市的一些单位做报告，介绍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校党委迫于形势和压力，在对待“理论组”和“学朝农”等重大问题上，做出妥协，发出《向“理论组”学习的决定》，号召全校师生向“理论组”学习；同意“理论组”提出的取消我校学生会组织、成立“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委员会”[1]和实行对口参政的要求。理论组负责人当上了党委副书记，其它主要成员分别到宣传部、保卫处等部门参政，还掌管了“毕业生分配教育办公室的部分权力”。

一时之间，校内极“左”思潮泛滥。大搞所谓“划等号”活动，要求并强迫73届毕业生一律去当工人、农民。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给学校毕业分配工作带来了困难，也打乱了全省毕业生的调配计划。最后，又决定我校拟实行半工半读，培养亦工亦农的劳动者，学校越办越往下，越办离三线（铁路线、公路线、电话线）越远。

1976年5月，校党委再次派出以驻校工宣队负责人为首的小分队去朝阳农学院、辽宁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参观学习”。

十年动乱时期，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彻底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上极力推行极左路线，导致政治大迫害的腥风血雨遍及全国，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大劫难。黑龙江大学遭受了严重摧残和破坏，成为重灾区之一。

第四节 广大师生在逆境中的艰难跋涉

从1972年到1976年，学校仅招收2700余名学生。学校所设立的中文、哲学、俄语、英语、日语、数学、物理、化学八个系，哲学、政治经济学、汉语言文学、俄语、英语、日语、数学、计算数学、计算机软件、物理、无线电、半导体、高分子、化学和有机化学等十五个专业，都不能足额招生，不但学生数量少，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而且学生未经高考入学，水平参差不齐，也给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学校的角色完全错位，广大干部、教师遭受打击、排挤与迫害，掌握学校管理大权的是根本不懂教育的军、工宣队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极左的造反派“斗士”。这些人对学校实行“上、管、改”，搞什么“学朝农”、“走五七道路”,“下乡办学”，把学校折腾得破烂不堪，面目全非。自74年以后，我校文科各系的教研室全部取消，代之以年级委员会，各门课的教师混编于年级委员会，每个年级成了独立的教学实体，组织各门课程的教学活动。对教师的要求是：当好“三员（宣传员、战斗员、辅导员)”，成为“全面发展”的“多面手”，一个人教几门课，负责一个点或几个点，并且实行三包（自己备课、自己讲课、自己辅导，出了问题自己包下来）。理科各系也成立了年级委员会或专业连队，办学“以下为主”、“开门办学”、“厂校挂钩”。这样一来，基础理论的实验取消了，专业课的实践变成了以典型产品带教学，讲什么产品，上什么实验课，根本谈不上科学性、系统性和理论性。学校的图书资料和教学设备遭到严重破坏。文科教学和科研急需的图书资料90%被封存。哲学系的资料室被取消，资料人员被分散到各年级委员会，随学生活动，搞所谓的“开门办资料”，致使大批资料破损和散失。中文系学生必读的中外名著，几乎全被当作“封、资、修”黑货加以禁止。教师备课和科研无参考书，学生无书可读，教学与科研都受到严重冲击。

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广大学生，也是“文革”动乱的受害者。大学阶段，是学生学习知识增长才干的重要时期。可是，在大学三年，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旗号下，一批又一批学生被赶往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文系73级学生下乡下厂的时间50%以上，74级占40%。哲学系75级学生刚入学，还没有学哲学，就下乡编写贫下中农学哲学的书。要求学生“以干代学”，把自己塑造成“亦工亦农的劳动者”。结果是哲学系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哲学，中文系的学生不了解汉语文学常识。文科有的学生竟然把“巴黎公社”说成是某省的一个人民公社；中文系有的学生直到毕业，也不晓得写文章要有主题，如此等等。后来，觉醒了的广大青年学生，都感到受了骗，有的气愤地说：“大学三年，虚度了年华，浪费了青春”,“文革整整毁了一代人”。

广大干部、教师对混乱的教学秩序和明显下降的教学质量，看在眼里，痛在心中。但军、工宣队和造反派中的一些人对“上、管、改”所造成的恶果，只准说好，不许说坏。中文系一位老教师在学校组织的座谈会上，借用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大学牌子，中学水平，小学课程”来说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学校抓一下教学质量。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苦口良言，结果却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扑”，受到多次批判。

在十年动乱时期，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对于“文革”的极左路线，广大师生员工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四人帮”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工具，煽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但不少师生反对派性，不参加造反派的任何一派，不参与群众斗群众的一切活动。许多教师冒着被扣上“走白专道路”、“搞复辟回潮”等大帽子的风险，力所能及地进行教学和科研。有的群众在形容那种恐怖气氛时说：“帽子挂在墙上，拿在手上，随时随地给戴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广大教师和干部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障碍和各种阻力，为教学和科研作出了成绩。自1972年以来，为社会各行各业举办各种短训班298个，培训各类专业人员98,000余人；举办各种进修班72期，培训学员422人；举办各种函授班4期，培训学员7120人；支援“七·二一”大学、“五·七”农场大学、广播大学16所，为他们提供教材30种，举办各种讲座528次。为适应教学的需要，各系教师积极编写教材。仅哲学、中文、外语三系，从1970年到1973年先后编写出近20种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理科三系的教师先后与上百个厂、矿和研究单位协作，共承担了116项科研项目，绝大多数已经完成并投入生产和应用。有的项目，如物理系的“半导体磁敏器件”、”电子引信”等，还受到了国家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奖励。外语三个系的教师编译小说、诗选125种，共9000多万字；翻译英、日、俄三种文字的联合国文件、石油资料、列宁文稿、国别史、手册等60余种，约1256万余字。俄语系教师还编写一部《俄汉新词词典》，并承担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长达一千多万字的《俄语大辞典》的编撰任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送上了人民的审判台，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饱经风霜摧残的黑龙江大学，从此步入恢复与发展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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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