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结束单科性办学建立综合性大学
（1958年—1966年）
1958年8月至1966年5月，是黑龙江大学踏上综合性大学历史进程的时期。
省委非常重视我校的党政领导班子建设，一大批有丰富革命经验和教学经验的领导同志担任了学校的领导职务。
此间，先后任学校党委书记的是刘成栋（党委第一书记）、高衡（党委第一书记、党委书记）、耿兆贵（代书记），任副书记的是王季愚（党委书记、副书记）、董福长、张天恩、张毓瑞、尚慎武。同一时期，先后任校长的是刘成栋、高衡、于天放，任副校长的是王季愚、史文生、张天恩、王树本、方行、董福长。
这近八年中，在党的领导下，全校师生员工艰苦奋斗，勤俭办学，忘我工作，埋头苦干，各项事业取得很大成就，学校建设已初具规模：系科专业几经调整，系由7个调整为6个，专业保持为8个；在校生由1273人增加到1840人；教职工由624人增加到850人，其中教师由205人增加到350人；学校总占地面积由26.6万平方米增加到42.6万平方米；共培养毕业生3800余人；完成科研项目613项；编辑出版教材57部。这一切为学校后来的发展壮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一节 适应龙江发展需要创建地方综合大学
1958年8月，为适应黑龙江省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对综合性大学的需要，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扩建为黑龙江省第一所文、理、外兼备的综合性大学——黑龙江大学。
一黑龙江大学的筹备与建立过程
黑龙江大学的筹备过程
1955年，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即将到来，高等教育部曾决定在黑龙江省建立一所综合大学，并委托东北人民大学在1955和1956两年内代为培养了建立综合大学（包括5个系）所需的一套教学干部和行政干部，同时还代为购买了一些图书资料，准备1958年移交黑龙江省建校。但进入1957年高等教育部撤消了这个决定。
1957年末，为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中共黑龙江省委重新提出了在黑龙江省建立综合大学的问题。
1958年3月28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论证，省委宣传部向省委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关于筹建黑龙江综合大学的方案》。《方案》强调了我省筹建综合大学的必要性：
黑龙江省是我国主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之后，基础科学理论水平也必须迅速地相应地提高。要适应这种需要，就必须积极筹建黑龙江综合大学。因为：第一，我省的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需要同综合大学协作，以便解决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某些理论问题，还可以为它们培养、提高和补充研究人员和师资。第二，随着地方经济建设和文教事业的发展，中等专业学校、普通中学和业余中学需要综合大学为其补充和培训师资。第三，有不少老干部和中级干部需要入综合大学进修，提高科学文化水平。
关于建校方针、培养任务和科系设置，《方案》提出，根据需要与可能，拟采取“先分校设系，后独立建校”的建校方针；基于长远需要和近期要求，暂定综合大学担负培养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和实际工作几方面人才的任务；拟先设中文、历史、经济、法律、数学、物理、化学7个系，下设若干专业，哲学、生物等系待有条件时再设置。同时提出，建校之初，将数学、物理两系设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中文、历史、化学三系设于哈尔滨师范学院，经济、法律两系另行建立。该《方案》论证严密，措施具体，成为后来建立黑龙江大学的重要依据和指导性文件。
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意见》提出：“为了切实加强党对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领导，为了使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加适合各地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除少数综合大学、某些专业学校和某些中等技术学校仍由教育部或者中央有关部门直接领导外，其他的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都可以下放（中等技术学校可以比高等学校多下放，地方性较大的学校可以等多地下放），归省、市、自治区领导。”教育部根据党中央精神，会同有关部门研究，确定将原由中央领导的全国299所高等院校，下放187所归地方领导。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即下放归黑龙江省领导。
高校下放的同时，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每个协作区在工业上都有完整的体系，在教育上也要有完整的体系，并要求各省也要搞，不要那么大那么复杂，但也应有个体系。随后，全国各地迅速出现了一个全党全民大办教育，地方大办高等学校，建立完整教育体系的高潮。
5月，面对上述形势，为结束本省没有综合大学的历史，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206次常委会议作出决定，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的基础上筹建黑龙江综合大学，定名为黑龙江大学。同时，由于林、于天放、李昌、刘成栋、史文生等组成筹建小组，正式开始筹建工作。
7月25日，黑龙江大学筹备委员会由刘成栋主持在哈尔滨师范学院召开第一次党员干部会。研究讨论的问题：一是建校筹备工作情况和问题；二是干部问题；三是校址问题；四是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合并问题；五是教学计划和教学方针问题：六是成立临时党的组织问题。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哈尔滨师范学院的主要领导，省委有关领导参加了会议。
从1957年末至1958年7月，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委、中共哈尔滨市委的领导对黑龙江大学的筹建做了许多工作，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多次做出具体指示，从而大大加快了筹建进程。
黑龙江大学的建立
1958年8月1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决定并经高等教育部批准，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基础上，正式建立黑龙江大学，定于9月1日开学。同时，成立了由刘成栋、王季愚、史文生、董福长、张天恩、方行、王树本、张毓瑞等人组成的中共黑龙江大学临时党委。
著名教育家刘成栋（又名刘达）任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他早年就读于辅仁大学国文系，2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哈尔滨市第一任市长。他创建了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担任这两个学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黑龙江大学成立后，又兼任了我校的党委第一书记、校长。此后，他还历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国家标准计量局局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名誉校长等职。
王季愚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董福长、张天恩任党委副书记，史文生任副校长。
学校的党群机构设有：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工会和团委。行政机构设有：校长办公室、人事处、教务处和总务处。教学机构设有：中文系、哲学系、外语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等7个系，另外还单独设有承担全校共同课教学任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和体育教研室。从此，黑龙江大学的历史便由其前身的单科性外语学院进入了多科性综合大学的新时期。
1958年9月25日，黑龙江大学建校典礼大会在黑龙江省水力电力学院礼堂隆重举行。与会者除全校师生员工外，还有省、市委领导和省、市文教工作负责人及在哈尔滨市的各兄弟院校代表。省委书记王一伦、哈尔滨市委书记郑依平到会并分别发表了讲话。
王一伦在讲话中就建校工作中的四个问题作了指示：一是要认真学习与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劳动者。二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师生合作，敢于创新，逐步摸索出一套办法，把学校办好。三是要发扬艰苦朴素、勤俭办学、苦干实干精神。四是要努力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师要不断注意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做到教育者先受教育。学生要努力培养自己具有集体主义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郑依平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人委及哈市140万人民热烈祝贺黑龙江大学的诞生。他勉励全校师生做教育事业的火车头，永远前进。
典礼大会上，刘成栋代表校党委作了《黑龙江大学筹备经过》的报告。报告着重就如何克服建校之初的种种困难，努力办好黑龙江大学的问题，向全校师生员工提出了要求。他强调指出，办好黑龙江大学主要靠四点：一是依靠穷和没有老基础。穷和没有老基础本来是坏事，但也可以变成好事。因为，穷则思变，穷就要革命，要创造，要自己动手来解决困难，要加倍努力前进；没有老基础也就没有老一套，就可以大胆创造，就可以搞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二是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省、市委的支持。我们的学校就是依靠这一条建立起来的。今后只要继续依靠这一条，我们就能克服各种困难，把学校办好。三是依靠共产主义思想风格，依靠兄弟院校的支援。依靠这种支援，我们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所缺的东西补起来。四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干劲，特别是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学校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把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贡献出来，为办好黑龙江大学而奋斗。
当天，《黑龙江日报》以《我省高等教育的重大发展——庆祝黑龙江大学的诞生》为题发表了社论。社论希望黑龙江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应最善于接受新事物，最富于进取精神，思想活跃，朝气蓬勃，为培养我省的经济、文化建设人才发挥巨大的作用。
省、市委和校党委领导的讲话以及《黑龙江日报》发表的社论，明确了黑龙江大学在全省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指出了黑龙江大学今后的任务和发展方向，给全校师生员工以极大的鞭策和鼓舞。
同日，校刊——《黑龙江大学》创刊，它是校党委的机关刊物，由党委直接领导，董福长任主编。
二建校之初的办学规模与办学条件
建校之初的办学规模
黑龙江大学建立后，原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的教学机构调整为黑龙江大学外语系，其原来设立的俄罗斯语言和西语（西语系1959年第一次招生）两个系随即转为外语系的俄语和英语两个专业，再加上新建立的6个系6个专业，全校共7个系，设汉语文学、哲学、俄语、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8个专业。外语系的本科专业和其他各系招收高中毕业生人学，学制均为四年。此外，哲学系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在职干部，编有专设的“调干班”；外语系设有研究班和教师进修班，进修班为各兄弟院校代培俄语师资，研究班只招收大学俄语四年制毕业生。
建校当年招收新生588人，加上外语系原有的学生，全校在校生为1,273人。其中：中文系58人，哲学系38人，外语系俄语专业823人，数学系91人，物理系86人，化学系86人，生物系91人。外语系在学校居重要地位，学生人数占全校学生总数近65%。
建校时全校共有教职工624人，其中教师205人。学校总占地面积26.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
建校之初的办学条件
黑龙江大学建立时，正值大跃进的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百业待举，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显得捉襟见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要把黑龙江大学由原来的单科性外语学院迅速建设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多科性综合大学，其艰巨性可想而知。
当时在办学条件上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师资缺乏、校舍不足、设备简陋。
在205人的教师队伍中，教授3人，讲师21人，教员（包括35名未评职称的外籍教师）47人，助教134人。所设7个系中除外语系师资较有基础外，其他6个系，教师主要靠兄弟学校的支援。在理科各系中，数学、化学两系主要是靠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师范学院的支援，物理系是靠吉林大学的支援，生物系是靠华东师范大学和东北农学院等院校的支援。当时属于学校自己的教师（兄弟院校同意调给的教师）只有3名生物学教授、1名物理学讲师，以及70余名刚刚毕业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他教师都是兼职。有两个系主任也是兼职，化学系主任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曾石虞教授，数学系主任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卢庆俊教授。在文科各系中，哲学系当时只有讲师2人和助教2人，系主任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沙克兼任。中文系教师最初以原哈尔滨外国语学院语文教研室的教师为基础，后来逐步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分配来了一批毕业生。
原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的校舍，共有2栋教学楼、3栋学生宿舍、3栋食堂、282间教工家属宿舍。从校舍面积上看当时是够用的，但教室太少，没有合班教室、阶梯教室，有些教室没有电源和上下水道。原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是单科院校，除语音课外没有其他实验课，因而理科实验室基础非常薄弱，实验设备缺乏，基本上是一穷二白。
在这种办学条件下，按照“先分校设系，后独立建校”的建校方针，理科四系从新生入学报到起就设在他校，开始在哈尔滨师范学院，一个月后又迁至东北林学院，借用兄弟学校师资、校舍及实验设备，保证了正常的开学和上课。
三校党委确定的办学方向与“独立建校”目标的实现
校党委确定的办学方向
黑龙江大学的前身——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俄文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不管学校如何变迁，领导怎样更迭，都始终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黑龙江大学建立后，校党委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
建校不久，校党委就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讨论办学方向问题。一致认为，黑龙江大学作为我省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其任务是培养具有较高的社会主义觉悟，掌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现代科学知识，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健康，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学生毕业以后从事科学研究或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教学工作。为了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校党委明确提出，学校的办学方向是“要建立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基地，一切要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为中心”，“要以坚持共产主义教育为本，培养又红又专、一专多能的人才”。提出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成又红又专、兵种齐全的教师队伍，并将其列为学校的首要战略任务。
“独立建校”目标的实现
校党委确定的办学方向和提出的发展规划，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加快了学校建设的步伐。
为尽快实现“独立建校”的目标，从学校成立之日起，校党委就发动全校师生员工献计献策，出工出力，依靠省委、省人委的支持和各兄弟院校的支援，开始了艰苦的建校工作。
校党委首先制定了教师队伍建设规划。计划在1962年把学校本科教学所需要的教师全部培养出来，到1967年，把研究班教学所需要的教师也培养出来，届时，学校不仅将有自己的全部教师，还可以支援新建的学校。为此，建校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史文生亲自带队到南方各兄弟院校招聘了一批教师；省委、省人委将国家分到我省的一批重点大学毕业生优先派到我校任教；省委组织部从下放干部中抽调一批人充当文科教师，从工厂企业中抽调一批原来学理科的人充当理科教师；学校选派一批教师到重点院校进修，同时采取观摩教学、集体备课、老教师带徒弟、加强教师业务学习等多种方式对校内教师进行培养；接收一批留苏教师回国返校工作。通过这些措施，到1959年暑假前，学校教师总数已从建校时的205人增加到近300人，而且质量也有所提高。新增加的教师主要充实到新建各系，特别是理科各系。教师队伍的不断扩大，使本校教师能承担起学校的大部分教学任务，逐渐改变了过去除外语系外主要依靠外校教师主讲的局面。
从1958年10月起，本着多快好省的原则，学校开始大量购买、添置教学实验仪器设备。当时没有专职采购人员，从定计划、做预算到购买，都由各系教师亲自动手。11月10日，仪器设备科成立后，采购工作进展迅速。到1958年末，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全校就购置到各种教学实验仪器设备共746种47416件，金额达13.8万元。此外，师生们还采取土洋结合、因陋就简的办法，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些急需的仪器、药品架和实验台等。到1959年7月，物理、化学、生物三系的实验室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各系除少部分精密仪器仍需向东北林学院、哈尔滨师范学院借用外，一般实验所使用的仪器已基本上能满足需要。
与此同时，基本建设工作也加紧进行。学校于1959年3月决定建造教学主楼，并制定了初步建设方案。4月，又委托省设计院做出化学和生物两专业楼的规划图。5月，在总务处成立了基建科，具体组织实施基建工作。6月，省委决定1959年黑龙江大学的基建任务是建造教学主楼，专业楼暂不动工。此时，除了积极作出上述基建规划并组织实施外，全校师生员工还积极参加了修路、盖宿舍、建运动场、平坑、挖菜窑、维修改造教室、安装实验设备等大量的建校劳动。
随着教师、教室、实验设备、实验室和学生宿舍等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学校的办学条件大为改善，“独立建校”的物质基础基本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省委和校党委的安排，1959年6月15日至7月5日，理科四系陆续从东北林学院全部搬回校本部沙曼屯校址。从此，黑龙江大学结束了“分校设系”的历史，进入了“独立建校”的时期。
第二节 教育革命高潮中的曲折历程
一建校伊始的教育革命高潮
1958年是我国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进行“大跃进”的第一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号召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8、9月间，按照毛泽东关于“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的指示，党中央、国务院发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地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在此背景下，全国教育领域普遍展开了以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为主要内容的、全面地突击性地进行教育改革的“教育革命”。这期间，在新成立的校党委的领导下，黑龙江大学广大师生员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育革命的潮流中。
1958年9月黑龙江大学开学后，为了使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深入人心，校党委立即组织全校师生停课或半停课地开展了历时一个多月的教育方针大学习、大辩论运动。辩论主要集中在“参加体力劳动是否是浪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能不能提高教学质量”等关键问题上。这场辩论实际上变成了思想批判，批判那些认为“参加体力劳动是浪费”、“看不起普通劳动者”的思想。辩论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要下决心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亦工亦农、能文能武、能上能下”的多面手和普通劳动者。
10月11日和29日，为了做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文、哲学两系师生分别下乡到齐齐哈尔市梅里斯红旗公社和呼兰县康金公社，参加长达三个月的生产劳动、社会调查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此时，在校各系师生也大量增加了劳动时间，先后参加了本市王岗区的农业劳动和校内农场深翻地（搞深挖一米的“卫星田”)、种试验田等劳动。正常教学秩序开始被打乱了。
10月22日至12月25日，在全民大炼钢铁的浪潮中，学校开展了耗时两个多月，共有1200名师生参加的大炼纲铁运动。这期间，在“支援钢铁元帅升帐，开辟教育史上新途”、“炼铁炼人双丰收，教育生产两结合”等口号下，校党委先后提出了完成40吨和80吨生铁的炼铁任务。在这场“钢铁大战”中，虽然经过广大师生员工夜以继日的苦战，最后也只是以仅仅炼出30吨生铁的“战绩”而告结束。在这次大炼钢铁运动中，我校被评为哈市先进单位，22人被评为哈市或南岗区炼铁先进工作者。
12月中旬至年底，为了贯彻“群众路线”，以外语系为代表，开展了领导、教师、学生三结合，破除迷信，大搞科研的群众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政治挂帅，大搞科研，苦干实干巧干，向元旦献礼”。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外语系二、三年级师生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就编出各种教学用书6册，共2000多页，整理出语言分析用的卡片20万张。这些过去需两年才能实现的任务，现在两周就突击完成了，如此的高速度，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质量。
在“教育革命”总题目下，学校除了大搞生产劳动和科研活动外，还次第开展了体育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大学习大宣传运动、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
黑龙江大学建立后的第一个学期里，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教育教学改革试验，其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在某些具体工作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把教育革命和反右倾、大跃进结合起来，过份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忽视和违背了教育教学固有的发展规律，各项改革基本上是搬用搞政治运动、生产竞赛和短期突击的办法，政治运动、生产劳动、科研、体育活动搞得过多，特别是忽视和违背了“教学为主”、“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在教学中应起主导作用”等教学原则和教育规律，结果导致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破坏，教学工作几度陷于停顿，降低了教学质量，使学校在起步阶段就历经了严重的挫折。
二 对教育革命中“左”倾错误的初步纠正
纠“左”任务的提出
195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开始对1958年大跃进和教育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所产生的“左”倾错误进行纠正。
12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的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问题的几个建议》中指出：自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来，产生了某些劳动时间过长，忽视教育质量的现象。在炼钢和“三秋”任务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各级各类学校应照常上课。既要继续克服只重教学而忽视生产劳动的倾向，又要防止只注意生产劳动而忽视教学的现象。并提出：高等学校每年的生产劳动时间，一般定为二、三或四个月，即实行放假、劳动、学习三者“一、二、九”、“一、三、八”或“一、四、七”[1]的时间分配制度；生产劳动由党委安排；安排生产劳动，注意尽量与教学结合；要保证教师的时间,教师的主要劳动是教学，参加体力劳动以不妨害教学为原则。
195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针对1958年教育革命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教育工作的方针主要是巩固、调整和提高。会议明确了应该贯彻教学为主、教学相长的原则，正确处理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关系，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建立正常的师生关系，纠正宁左勿右的思想。
2月2日，刘成栋在黑龙江大学1958年先进工作者奖励大会上代表校党委讲话。他在回顾1958年学校工作时说，在1958年，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在贯彻执行教育方针方面，特别是综合大学如何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面，还没有摸索出一套具体经验；在劳动安排上缺乏全面计划，在有些事情上比较被动；没有设法克服困难，建立起必要的工厂。关于1959年的工作，刘成栋说，1959年学校的工作方针是整顿、巩固、提高、重点发展。他特别指出，在强调生产劳动、强调结合实际的同时，要强调提高理论。而且必须认识到，综合大学搞生产劳动，强调结合实际，其目的是为了提高理论。他在谈到校办工厂时指出，知识分为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按其本原来说，知识来自实践，但在学校里，主要是教给学生以间接知识，因此，学校办工厂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而不是单纯地为了生产一些东西。这个讲话表明，校党委已经提出了纠“左”的任务。
纠“左”采取的具体措施
1959年2月15日新学期开学后，根据中央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校党委的安排，教务处和各系开始总结1958年工作的经验教训，安排本学期工作。经过总结，校党委及广大师生对1958年下半年学校工作的经验教训已有所认识。概括起来，在如下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
其一，1958年的教育革命成绩是很大的，是必须肯定的。其二，安排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不意味着生产劳动是学校的中心。生产劳动只能是学校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过多的劳动会打乱教学秩序，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其三，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都是重要的，不可偏废。同时要注意改变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其四，在教学工作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这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有少数学生对教师不够尊重，个别青年教师对老教师不够尊重，缺乏虚心学习的精神，这是不应该的。其五，黑龙江大学的任务在于提高我省的科学理论水平，现在虽然还不能马上完成这个任务，但必须向这个方向努力，必须千方百计地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人才的质量。其六，在开展学校工作的思想方法上，既要反对右倾保守，破除迷信，又要反对浮夸，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只有既有冲天的干劲，又有科学分析的精神，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顺利发展。
随着师生讨论和总结的逐步展开，在初步端正认识的基础上，学校采取了一系列纠“左”的具体措施。规定：把生产劳动时间在教学计划中固定下来，文科各系和外语系实行“一、三、八”制度，物理、化学、生物三系一、二学年实行“一、二、九”制度，三、四学年实行“一、三、八”制度，数学系各学年均实行“一、二、九”制度。贯彻以教学为主的原则，既定的教学周数不能随意变动，如因特殊情况必须改变，需经校长批准并到教务处备案。在本学期的25周中，各系均要保证19个教学周、两个考试周，其余为平时放假及生产劳动时间，以此来控制劳动时间。定出各系全面完整的教学计划并为制订各专业教学大纲作好准备。本学期初步完成各项教学行政工作规章制度的制订。实施这些措施后，对1958年教育革命中提出的各种改革方案、改革措施进行了清理，保留和逐步完善了合理的部分，停止和纠正了不切实际的部分，教学工作混乱的状况得到了扭转，正常教学秩序得到了恢复，初步形成了以教学为主的新局面。
3月24日，省委书记王一伦、宣传部副部长陈元直、王晋等省委、省教育厅领导来校视察工作。他们在详细听取了学校领导关于当前各系情况的汇报后，作了重要指示，并对当时学校存在的师资、校舍、实验设备等重大具体困难的解决，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4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社论指出：高等学校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时，必须把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强调高校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全日制高校还担负着提高的任务，因此，三结合应该以教学为中心，作好全面安排。
5月12日，根据《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校党委召开全校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布置5—6月的学校工作计划。计划指出：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是学校全体师生员工经常性的基本任务。要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和学生在学习上的积极性、创造性；必须以教学为主，合理安排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及文体活动时间；必须正确认识基础理论课与专业课之间的关系，强调学好基础理论课；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教育及日常思想政治工作是保证学生质量的关键，必须十分重视，正确认识政治课与业务课的关系。会上，董福长代表党委号召全校师生员工以教学为中心，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迎接复习考试，力争以优异成绩向“七一”、“十一”献礼。按照这个计划的要求，为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各系在备课、课堂讲授、课外辅导和教师的提高等方面都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因此，这一时期的教学质量有明显提高，教学工作出现了健康发展的趋势。
5月23日，黑龙江大学首届体育运动大会在校本部举行。比赛项目包括田径、篮球、排球、射击、拔河等6大项，共40多个单项，另外还有体操、举重等项表演比赛。运动会上有3人在6个项目上刷新了1958年省记录，有42人在18个单项上打破了原哈尔滨外国语学院记录。在此之前的5月17日，外语系潘伟同学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高等学校运动会男子100米决赛中，以10〞7的成绩打破了省最高记录，这个成绩当时已达到国家运动健将级标准。本届运动会所设的比赛项目和取得的运动成绩表明，学校当时群众性体育锻炼活动不仅开展得相当普遍和活跃，而且也具有较高的竞技水平。
7月22日，在校的苏联专家全部回国。外语系开始由中国教师担任高年级俄语实践课的教学工作。
从以上变化可以看出，1959年上半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端正了对党的教育方针和学校教育工作规律的认识，明确了教学在学校工作中应有的重要地位，调整了主观与客观、政治与业务、教学与劳动、理论与实践、教师与学生等各方面的关系，采取多种措施把学校工作转移到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学校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教学工作，不仅出现了好的势头，而且都有所前进，成为学校初建八年中的较好时期之一。
但是，1959年上半年的纠“左”努力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它是在简单地肯定1958年教育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纠“左”很不深刻也很不彻底。因此，尽管做了许多努力，其成效也只能是有限的。而且，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仍然存在，这就预示着不可避免地还要发生新的“教育革命”。
三 开展反右倾斗争和进行新的教育革命
开展反右倾斗争
1959年8月，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议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决议。会后，进而在全党以学习与整风的形式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从中央到地方，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把党内一大批同志上半年努力纠“左”的言行，以及如实反映情况，反对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正确意见，视为右倾倒退和反复，并把他们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指责他们犯了右倾错误，无限上纲，横加批判。这就不仅中断了纠“左”的进程，而且否定了纠“左”取得的初步成果，过去的一些“左”的做法，又被全盘肯定。这种由纠“左”到反右的骤变，使“左”倾错误得以延续并进一步发展，结果给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等事业再次造成重大损失。
根据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省、市委关于学习与整风运动的指示，黑龙江大学从1959年8月下旬起，在全校师生中开展了保卫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运动，在159名党员干部中开展了反右倾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60年3月，共分为三个阶段：
一、1959年8月下旬—11月初为学习酝酿阶段。
在这个阶段，全校师生员工除开展学文件、听报告、制定跃进规划和红专规划等活动外，还参加了大量的校外义务劳动和校内挖主楼地基、修菜窖、收秋菜等建校劳动。其中，中文系11月6日才正式上课。师生的教学和休息时间严重减少，经上半年努力逐渐建立起来的正常教学秩序，又开始受到冲击。
10月14日，学校教学主楼破土兴建，省委书记王一伦等省、市领导来校参加开工剪彩仪式。当时，该楼曾设计为11层，计划用“大跃进”的速度在1960年“五一”前竣工。后因国家出现严重经济困难而一度停建，最终不得不改为连地下室7层，到1962年11月才建成投入使用。
二、1959年11月初—1960年2月为自觉向党交心与重点批判相结合阶段。
在反右倾运动节节深入，批判斗争激烈进行的同时，全校又掀起了鼓干劲、争取更大跃进的浪潮。
11月5日，校党委制定了《黑龙江大学1959—1960学年跃进规划纲要》。《纲要》指出：“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省、市委扩大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我校全体师生员工以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全面大跃进的姿态，迎接了新的学年。9、10两月，在整风学习、教学工作、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基本建设、建校规划、学术讨论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了鼓足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更高地举起大跃进的光辉旗帜，争取教学、科研、生产齐跃进，读书、思想、劳动三丰收，校党委提出跃进规划，要求全校人员认真讨论，坚持执行，为赢得哈市红旗学校的光荣称号而努力奋斗。”《纲要》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反右倾斗争进行到底，迎接继续大跃进的1960年。第二，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和系党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第三，更积极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克服资产阶级思想，逐步建立起一套必要的教务行政制度，保证教学工作有秩序地进行。第四，大力培养提高教师。第五，制定学校五年发展规划。第六，积极开展红旗竞赛，掀起学先进、赶先进、争先进的热潮，大力培养红旗单位和红旗手，于元旦或春节进行评奖。
《纲要》公布后，全校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立即掀起了一个制定年度跃进规划和五年发展规划的高潮。一时间，各种各样的“跃进会”、“辩论会”、“誓师会”、“挑战迎战”、“层层报捷”等群众运动此伏彼起，“盛况”空前。在各系跃进规划的基础上，学校制定了1959年9月—1964年7月的《黑龙江大学五年发展计划纲要》。提出，到1964年7月，学校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达到：在校生人数由1,398人增加到3,874 人；系由7个增加到10个。专业由8个增加到14个；教师由288人增加到705人；实验室及实习工厂由13个增加到42个；学校总占地面积由26.6万平方米增加到8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由4.8万平方米增加到12.3万平方米。
由于这个发展规划与实际可能相距甚大，所以它虽然反映了广大师生员工企盼学校一日千里大发展的美好愿望，但终因力不能及而未能全部如期实现。
此间，在“挺起胸膛保卫党，做党的驯服工具”,“保持红旗不倒，红旗永不褪色”等口号下，全校还开展了争当红旗手、红旗组、红旗班、红旗支部、红旗系、红旗厂、红旗校等活动。
三、1960年2月—3月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阶段。
全体党员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开展了专题大辩论，重点辩论了学校工作能否大搞群众运动、能否高速度大跃进，如何增强党的团结、做党的驯服工具等问题。批判了害怕紧张、安于现状、甘居中游的思想。在学习与辩论的基础上，全校又掀起了大学毛泽东著作和以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为中心的学校工作全面大跃进的新高潮。
这场反右倾斗争，给学校工作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在运动中，全校有6人受到重点批判和组织处理。其中，刘成栋校长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史文生副校长被错定为“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相继离开了学校领导岗位。
以教学改革与学术批判为中心的新的教育革命
1960年3月中旬至7月下旬，反右倾斗争基本结束后，在全国掀起的全民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双革”运动推动下，黑龙江大学进行了新一轮的以教学改革与学术批判为中心的教育革命。
这一轮教育革命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
一、1960年3月14日—4月末为学习、摸底及思想准备阶段。
3月14日，校党委召开教学工作会议。会上，根据中央及省、市委关于开展教学革命的指示精神，作出了开展教学改革与学术批判的决定。决定指出：“文科各系应以开展思想革命为主，结合主席著作学习，逐步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体系的改革”；“理科各系以改革教学内容为主，普查教学内容中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及少慢差费的现象，改革教学方法，建立新的教学体系，有组织、有步骤地积极准备开展学术批判。”
4月1日，校党委作出《全面贯彻省党代会决议，实现以“四大”为中心的持续大跃进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全面地、彻底地贯彻执行省党代会的决议，我们必须全面地彻底地贯彻党的总路线、党的教育方针，苦干实干，进一步掀起以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为中心的持续全面大跃进的新高潮；逐步建立起我校的教育体系；使我校红旗成林、标兵成行、经验成套、文章成集。”《决议》特别强调，要大学毛泽东著作，把以毛泽东著作为中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推向更高的阶段；要大闹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要大搞科学研究，大闹技术革命，大写文章大著书，年内写出一千万字的文章：要坚持“一、二、九”和“一、三、八”制度，加强劳动课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劳动和教学更好地结合起来。随着《决议》的学习和贯彻执行，新的教育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此期间，各系师生在党总支、支部的领导下，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根据党委对教学改革的指示精神，就教育革命的意义、内容、方针、方法等进行了鸣放辩论；开展了各个学术领域反对修正主义的学习和各科教学存在问题的摸底工作。
4月26日，省文教战线群英会开幕，我校先进单位外语系、物理系的代表及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大会。
4月，刘成栋调离学校。高衡到校工作任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
二、1960年5月上旬—本月中旬为大破大立阶段。
5月6日，党委向全校师生动员后，立即掀起了教学改革的大鸣大放、大破大立及学术思想批判的群众运动。中文、外语两系集中批判了巴人、李何林的文艺思想；筹建中的历史系先后批判了尚钺和雷海宗的史学思想；哲学系批判了世诚的哲学思想。理科各系师生对教学内容、方法、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普查，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等方式提出各种问题5,505条。文、理各系师生还先后深入到人民公社、农场、工厂的生产实际中去寻找教学改革的内容。
5月22日至23日，学校召开了中共黑龙江大学首次党员大会。全校有党员366人，出席大会的党员324人。会上，王季愚代表校临时党委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巩固整风运动成果，为加强学校的建设而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提出学校今后的主要工作任务是：
第一，切实领导与组织全校人员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好毛泽东著作，这是保证学校工作持续跃进的思想基础。
第二，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大破大立，积极地开展教育革命，迅速建立起科学的教育体系。用大跃进的高速度千方百计地提高教育质量，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大发展的需要。
第三，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工作，经常注意教育与组织全党同志同一切右倾思想、右倾情绪进行坚决斗争，调动全党的力量，鼓足更大的干劲，带动广大群众，确保学校“一、三、八年规划”（即一年达到4月1日党委决议提出的要求，三年占领基础理论和尖端科学技术阵地，八年登上现代世界文化科学技术高峰）的顺利实现。
第四，提高领导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积极准备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一次新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4人组成的中共黑龙江大学第一届委员会。在第一次全委会上，选举高衡、王季愚、董福长、张天恩、张毓瑞、方行、王树本7人为党委常委；高衡为第一书记，王季愚为党委书记，董福长、张天恩为党委副书记。会议还选举产生了由7人组成的党委监委会，董福长兼任监委书记。
三、1960年6月中旬—7月下旬为讨论方案，以立为主阶段。
首次党员大会后，新的教育革命开始进入高潮。6月，外语系被评为省文教战线红旗单位，派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文教群英会。
各系师生对各门课程提出了很多改革方案，并结合全国、省、市文教群英会精神的学习，反复进行了辩论。辩论的主要内容是，以党的教育方针、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原则及中央关于保证师生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的指示为依据，检查各种方案是否达到了本学期教学改革的要求。
校党委在总结这一轮教育革命的收获时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取得了思想、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及体育卫生方面的五丰收。二是进行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计划及教学组织制度的四方面改革。三是教学改革运动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教师的水平。
实际上，在这轮教育革命中，生产劳动多、社会活动多、科学研究多的“三多”现象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增无减，致使某些专业某些年级的教学时数大量减少，严重影响了一些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教学工作几度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学术批判也败坏了“双百”方针的声誉，教学质量又呈下降趋势。
四 教育革命推动下的下乡、下厂办学试验
1960年8月，校党委制定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为加速黑龙江大学建设而奋勇前进》的学校跃进规划纲要。《纲要》提出，要力争在三到五年内，把学校建设成为有中心、有骨干、有自己特点的具有高度科学水平的综合大学。
同月，经济系、历史系成立。经济系设政治经济学专业，历史系设历史学专业。至此，全校共设9个系，10个专业。
9月19日开始，为响应党中央关于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全校 2,000多名师生下乡参加秋收劳动，在呼兰县石人城、白奎、大用三个公社，参加“夺粮大战”。
10月2日至3日，校党委在呼兰县石人城公社召开了第十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扩大秋收劳动成果，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问题。会议根据高衡的报告，认为在秋收劳动结束之后，因势利导，进行下乡、下厂办学试验是“必要的、适时的”。会议通过的《黑龙江大学党委石人城（扩大）会议决议》（简称《党委石人城会议决议》）指出：
“党的教育方针的中心问题，是知识分子劳动化，这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我们主张彻底革命，打开学校的大门，突破学校围墙的局限，充分利用农村、工厂的有利条件，到实际斗争中培养学生，这是我们决定下乡、下厂办学的根本前提。”“党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彻底革命的思想，是我们决定下乡、下厂办学的主要依据。”
10月13日，中共哈尔滨市委批转了《黑龙江大学党委关于下乡、下厂办学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
“黑龙江大学党委的这个报告连同附件写得很好，值得全党同志仔细阅读，现在转发给你们，特别希望办学校的同志们认真研究，如何学习黑龙江大学的这种精神，学习、推广下乡、下厂办学的经验。市委认为，黑龙江大学党委提出的下乡、下厂办学的问题，是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一项革命措施。它不仅直接地支援了农业，同时对于加速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知识化，对于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对于逐步消灭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均具有重大意义。”
11月10日至11日，学校召开共青团首次代表大会。会上，李若谷代表校临时团委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不断革命，彻底革命，为彻底实现党委石人城会议决议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黑龙江大学第一届委员会，李若谷任团委书记。
11月18日，根据《党委石人城会议决议》，下乡办学开始。文科各系、外语系和数学系结束秋收劳动转赴呼兰县各办学点。哲学系去永贵大队，经济系去白家大队，外语系去孟井、历井、金井、胜平大队，中文系去石人城公社，数学系去城子大队，历史系去金星大队。其余各系暂时回校。
11月30日，下厂办学开始。物理系去哈市量具刃具厂，化学系去化工总厂和制药厂，生物系去香坊公社五星管理区。
12月25日开始，各系先后在农村、工厂上课。
随着时间的推移，下乡办学的困难日益显现，矛盾日益尖锐。学校在农村没有自己的房子，师生全住在农民家里。师生要分出很大精力去安排生活，修理炕灶，修墙补门，买菜做饭，烧炉取暖，根本无法集中精力上课，保证教学质量就更谈不上了。最严重的是师生们的健康受到很大损害。当时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减产，师生们的粮食定量缩减，需要搀着吃代食品，没有肉吃，油也少得可怜，营养极度不良，而学习、劳动的负担又很重，很多人出现了浮肿，不少女师生患了妇女病，情况越来越严重。
1961年1月15日，校党委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面对种种严重困难和根据省、市委的指示，会议决定结束下乡、下厂办学试验。并成立了以张天恩为组长的搬家工作领导小组，于寒假前，各系陆续搬回学校。
至此，从1958年8月开始进行的教育革命，终于以下乡、下厂办学试验的停止而宣告结束。
校党委在1962年召开的第二次党员大会的报告中，对这段下乡、下厂办学试验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报告指出：“从实际效果看，广大师生在学习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实际知识方面，在思想锻炼和劳动化方面，是有收获的。但是，由于师生参加劳动很多，教学时间得不到保证；为适应农村、工厂情况和过分地强调联系实际，原订教学计划作了临时改变，打乱了某些课程的体系；好多课程采取了单科突击或双科并进的教法，结果是教师负担很重，学生消化不良；因受农村、工厂条件的限制，缺少必需的教学设备，教学环节很不完整，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报告同时指出：“试行下乡、下厂办学这种做法的产生，从认识上来检查，是因为校党委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和缺乏严肃谨慎的态度，认为党的教育方针的基本问题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因而过分地强调了把青年知识分子放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通过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加速他们世界观的改造。”
校党委的这个总结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仅仅从思想方法上来认识这场下乡、下厂办学试验的教训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况且，这种认识也是不够深刻、不够彻底的。
1960年，学校增设了基建处、生产劳动处和科学研究处三个行政部门。本年，因缺少纸张，学校学术刊物《俄语教学与研究》及其副刊《卫星》、校刊《黑龙江大学》，从8月开始相继停刊。
第三节 贯彻“八字方针”和《高校工作条例》
一“八字方针”指导下学校工作的全面调整
1961年1月，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和纠正“左”倾错误，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在“八字方针”的指导下，黑龙江大学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调整。
2月12日，高衡在党委常委会上传达了中央重点高等学校会议精神及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讲话。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常委会研究讨论了学校的领导体制、组织机构等问题。
3月13日，张天恩在党委会上传达了东北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这次会议指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理性知识，参加生产劳动不可太多。资产阶级的一些东西，属于政治方面的不学，其他学科的可以参考。自然科学无阶级性。要向老教师学习，不要过分地去抓别人的政治问题，我们是执政党，自己的学问不行，就用政治压人，这是品质问题。”
4月7日，为改善和加强学校的领导体制，学校制定了《关于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的暂行办法》。根据《暂行办法》，成立了由37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高衡任主任。《暂行办法》规定：
校务委员会是学校行政方面的最高权力机构，校务委员会的决议由校长通过行政组织贯彻执行，校长要定期向校务委员会报告工作。继校务委员会成立之后，5月中、下旬各系均建立了系务委员会。9个系共选出系务委员会委员103人。其中：系党、政领导干部23人；一般干部18人；教师与教辅人员56人（包括老教师8人）；学生6人。
同日，校务委员会制定了《黑龙江大学1960—1961学年第二学期（3月—8月）工作计划要点》。《要点》规定本学期教学工作的任务是：大抓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活跃学术研究的空气。具体要求是：各系应进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和加强教材建设。校务委员会将用解剖麻雀的办法，细致地研究一、二个学科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情况，力争抓得深透；加强对教师备课的政治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各系都应深入一两个教研组，检查工作，培养典型，及时总结经验，以不断提高教师备课质量；深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学术讨论，各系应根据自己的特点选定题目，有计划、有准备地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在此基础上，学校将重点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学术讨论会，以摸索经验，推动全校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应本着为教学服务、战线不宜过长的精神去进行，确保完成省、市委交给学校的科研项目。对已完成的科研项目和“双革”项目，要进行鉴定、提高和理论研究。
4月20日，为改进领导作风，提高领导水平，校务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安排》，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教学第一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5月29日，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党委召开第十九次全会，高衡代表常委会作了工作报告，提出了加强教师工作的十条意见。
6月19日，为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进行教学，保证有良好的教学秩序与学习纪律，学校制定了《黑龙江大学教务工作通则（试行）方案》。《方案》对学籍管理、人民助学金管理、考试考查办法等做了明确的规定。
6月19日至25日，高衡主持召开了学校第一届政治工作会议。市委、省教育厅、团省委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两个文件：《关于加强全校人员思想工作的方案》和《关于全面加强教师工作的方案》。后一个《方案》强调指出：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师质量。教师的质量决定着教学的质量。因此，在现有基础上全面加强教师工作，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党委和校务委员会提出要从九个方面全面加强教师工作：一是组织教师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思想、学术思想和业务水平；三是有计划地组织教师接触与了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四是加强教师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五是组织、引导教师适当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六是全面安排教师参加定期的劳动锻炼；七是适当地、定期地评定与调整教师职务；八是开展多样性的业余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九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分别不同情况对教师的生活予以适当的照顾。
7月，黑龙江科技大学并入我校。根据两校商定，黑龙江科技大学教师按所学专业归口到各系任教，学生分到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编班学习，20余名干部按职别到位任职。
8月16日，党委召开常委会，张毓瑞等分别传达了市委精减工作会议、组织工作会议和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精神。
精减前，学校在校生2,256人，教职工l,204人（编外229人),其中教师462人。
10月9日和23日，党委先后召开常委会，研究提升教师职称和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问题。经上级批准，提升副教授6人、讲师56人。决定为1957年错划的224名“右派分子”中的21人首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这一时期，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有利于教学工作和学校发展的调整措施，使教学秩序得到初步好转，各项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二 贯彻《高校工作条列》后各项工作取得的进展
1961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校工作条例》，又称《高教六十条》）。《高校工作条例》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自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主要经验和教训，明确地规定了社会主义高等学校的基本办学原则。
10月开始，黑龙江大学在组织全体师生学习讨论的基础上，大力贯彻执行《高校工作条例》。
11月30日，校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本学期内学习和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决议》。《决议》要求：
一、协同校党委组织全校人员，继续深入学习《高校工作条例》，争取在本学期内，使全校人员基本上领会和掌握其精神实质和各项原则规定，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积极地、有步骤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试行；
二、健全领导体制，调整组织机构，充实和调配干部。决定废除现行校务委员会和系务委员会工作暂行条例，撤消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秘书长及系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建立行政会议制度；
三、做好58级的补课准备工作，积极提高其他年级的教学质量。58级学生的补课准备工作是教学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各系应根据学校制定的补课计划，作出本单位的具体计划，并应配备水平较高的教师，担任58级的教学工作，加强领导与检查，及时发现与解决问题。同时，对其他年级执行新教学计划的情况、各门课程的教学质量，也要及时检查，加强领导，力争全面地、优质地完成本学期的教学计划。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应组织各系、各专业的教师，实事求是地、有效地执行既定的进修计划；
四、加强总务工作，明确地、全面地、具体地树立为教学服务、为师生员工生活服务的思想；
五、切实贯彻劳逸结合的原则，做好卫生保健工作。生活管理部门要不断地改进食堂管理，适当增加营养。医疗卫生部门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在12月份内制止浮肿、肝炎等几种主要疾病的发展；
六、制定贯彻执行《高校工作条例》（草案）的长远规划。
这个《决议》，不仅为学校本学期的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在贯彻执行中取得了明显效果，而且也表明，学校的各项工作已开始全面走上《高校工作条例》所要求的轨道。
11月，学校党政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经中央批准，高衡任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王季愚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董福长、张毓瑞任党委副书记，王树本、方行任副校长。
12月25日，省哲学研究所并入我校哲学系。
本年，增设了无线电物理、电子物理、核物理、动物、植物5个专业。至此，全校共设9个系、15个专业。这是黑龙江大学初建八年中，系和专业数量最多的时期。
本年，撤销了1960年建立的基建处、生产劳动处和科学研究处三个行政部门。校长办公室改为校务委员会办公室。
1962年2月10日，校党委召开常委会讨论研究学习贯彻《高校工作条例》的总结。会上，王季愚指出：“深入地学习和全面正确地领会党的教育方针的精神，是正确执行这个方针的关键。就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和具体情况来说，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基本点在于能够为党和国家培养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不能够不从学校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出发，把党和国家某一个时期内对全党全民提出的一般号召、共同完成的任务，视为学校的基本任务，任意冲击教学，片面地强调或不适当地提到为政治服务的高度。因为这样做便不能坚持以教学为主，保证教学质量，其结果势必影响长远的、更好的为政治服务。”
10月27日至28日，学校召开了第二次党员大会。全校有党员354人，出席大会的党员325人。会上，高衡代表党委作了工作报告。报告指出，黑龙江大学的奋斗目标是要办成一所具有高度革命精神和现代科学文化水平的综合性大学。为此，必须努力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一、要有能够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掌握学校工作规律、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的领导；
二、要有一支又红又专、兵种齐全的教师队伍；
三、要有一批会领导教学、会管理学校、会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干部；
四、要有一整套的教学计划、大纲、教材和教学、行政管理制度；
五、要有保证教学、科学研究、生活所必需的图书、仪器、房屋及其它设备。
报告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以加强党的建设为基础，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努力提高政策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积极创造和争取充实与改善物质条件，使我们的主、客观条件逐步适应学校工作发展的需要，把学校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5人组成的中共黑龙江大学第二届委员会。在第一次全委会上，选举高衡、王季愚、董福长、张天恩、张毓瑞、王树本6人为党委常委；高衡为党委书记，王季愚、董福长、张天恩、张毓瑞为党委副书记。会议还选举产生了由8人组成的党委监委会，董福长兼任监委书记。
本年，撤销了经济系（11名教师和33名学生合并到哲学系）和政治经济学、生物、无线电物理、电子物理、核物理5个专业。至此，全校共设8个系、10个专业。
1963年1月，党委对自1963年10月贯彻执行《高校工作条例》以来的教学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指出：试行《高校工作条例》以来，学校逐步建立起正常的教学秩序，克服了过去校历经常变动，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及社会活动冲击教学的现象；执行了加强“三基”、因材施教、少而精、劳逸结合等教学原则；聘请了一些校内外专家作学术报告、来校讲学；切实保证了教师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三多”[2]现象有所克服。
3月—7月，全校师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开展了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涌现出了大量好人好事。
5月开始，学校开展了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3]。此项运动一直持续到1964年。
7月，根据“八字方针”和省委、省人委调整高等学校专业设置的决定，撤销了生物系和历史系。生物系5个班学生和20余名教师合并到哈尔滨师范学院生物系。历史系16名教师和58名学生合并到哲学系。其他教师因专业不对口调出。同时决定化学、物理两系停止招生一年。调整后，学校共设6个系、7个专业，在校生2,188人，教职工931人，其中教师360人。
8月，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校制定了《优秀学生评选及奖励暂行办法》，并开始执行。
9月9日，王树本向全校师生作关于加强“三基”的报告。他说：“人有无知识，基本表现在记忆东西的多少与好坏。如果什么都不知道，显然就是无知。知识分子必须较巩固地牢牢掌握大量的、可以为终身使用的基本知识。所以，一定要加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学习与训练。”
11月，张天恩、方行先后调离学校，高衡因病离职休养。
概括起来，1961年10月至1963年，学校在贯彻执行《高校工作条例》过程中，在教学工作、教师工作、建立和健全正常教学秩序等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根据《高校工作条例》和教育部公布的各专业教学方案及教学计划的精神，修订了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与各年级的过渡性教学计划。通过教学计划的讨论与修订，全校各级教学领导干部及全体师生进一步明确了培养目标的具体要求和课程设置的目的。基本上克服了过去教学计划不稳定、课程安排变动多的现象。1963年，根据中央高等学校调整会议提出的“地方性综合大学的毕业生主要分配做中学教师”的精神，在师生中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教育，逐步解决了师生中认为综合大学毕业生一定去科研部门及高等学校工作的片面认识。
二、逐步建立起正常的教学秩序。自贯彻《高校工作条例》以来，学校的各项工作，基本是遵照以教学为主的原则，有秩序地根据校历进行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及其他活动。各专业各门课程也基本上能按预定的教学日历进行讲授、实验、实习、考试、考查。
三、加强了教学检查及教学研究工作。学校、系、教研室各级教学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教学检查工作。并组织全体教师开展了教学研究工作，在教学中注意贯彻了“因材施教”、“少而精、学到手”、“劳逸结合”等教学原则，加强了“三基”教育。
四、初步开展了以学生“基本功”掌握情况为中心的调查研究工作，基本上摸清了学生“基本功”的状况。1963年下半年，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在全校各年级进行了30次“基本功”测验，全校有半数学生和三分之二的教师参加了这项工作。参加调查研究的师生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教育，认识到了自己“基本功”的差距，感到必须刻苦练功迎头赶上。
五、积极开展了学术活动。仅1962—1963学年内全校就组织了92次各种内容的学术讲座、专题报告及学术讨论等学术活动。同时还聘请了一些校内外专家作学术报告，介绍治学经验。由于在学术研究中认真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特别是注意充分发挥老教师的核心作用，不仅活跃了全校的学术空气，开阔了师生的眼界，也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促进了青年教师的成长，从而推进了教学工作。
六、严格了教学纪律，加强了学籍管理、教师考核及学生考勤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规定，修订了《学生考勤暂行规定》、《实验室规则》、《教室规则》、《图书馆工作条例》、《学生生产劳动暂行规定》、《学生成绩考核暂行办法》等十余种规章制度。通过贯彻这些制度，教学纪律有了很大加强。
七、全校教师在过去进修提高的基础上，结合教学的需要，都制定了近期或远期的进修计划。由学校统一组织教师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参加了生产劳动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各系教研室分别负责组织了外国语、共同基础学科的学习。专业课的进修提高采取了以自学为主，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校内外老教师帮助的做法。这些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教师的政治、业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此外，这一时期，根据中央、东北局、省、市委的指示，调整了学校内部的各种关系，如党政关系、党群关系、新老关系和师生关系等。同时注意改进和加强总务后勤工作，积极为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的生活服务。这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师生钻研业务和认真读书的积极性，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总之，1961年至1963年这三年，学校工作尤其是教学科研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校党委认真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特别是认真贯彻执行《高校工作条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失误，较好地坚持了“教学为主”、“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在教学科研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等教学原则和教育规律的结果，是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是，应该看到，在学校工作顺利发展的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指导全国工作方针上的“左”倾错误并未得到彻底纠正，相反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其集中表现就是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又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在这一背景下，学校又面临艰难曲折的前景。
第四节 政治运动趋向高潮 教学秩序再受冲击
一 以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革
贯彻《高校工作条例》和坚持以教学为主的原则以后，各高等学校都加强了教学工作，对学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又普遍出现了课程门类和学时过多，讲授内容过细又不甚得法，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致使学生精神过度疲劳和体质逐渐下降的现象。
针对以上情况，毛泽东在1964年和1965年就减轻学生学习负担问题作了多次指示。他在1964年2月13日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尖锐地指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都要改”[4]。同年3月10日，他又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一封信中再次强调：“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5]。
1964年5月，按照高等教育部的部署，校党委向全校师生传达了毛泽东“春节讲话”精神，制定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为实现学校革命化而奋斗》的《黑龙江大学1964年工作要点》。《工作要点》强调指出：
“学校的革命化是长期的，教学改革也是长期的。一切不利于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教条主义、烦琐哲学都必须扫除。”“必须贯彻‘少而精' 的原则，精选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但必须本着思想积极，行动稳妥的方针进行。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想法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的方法改革的想法也是不对的。在教学改革中，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教学工作的改革，不仅有思想问题，而且有学术问题，并且要涉及学生、教师、家长和社会各个方面。必须慎重从事，采取调查研究、典型试验的办法，做冷静的促进派。关于学习年限、专业划分、课程设置等方面的重大改革，目前只能进行必要的讨论、研究，提出建议，在上级没有正式批准以前，我们不能自行其是。”“要本着发扬民主，启发自觉的精神，通过总结经验、调查研究、自由讨论的方法，使教师自觉地改进教学工作。”
6月和 8月，学校向省教育厅先后报送了《关于传达学习毛主席“春节讲话”情况的报告》和《关于教学改革进展情况的报告》。
第一份报告中说：“按照思想积极，行动稳妥的方针，本着边学边议，能改就改的精神，改进当前的教学工作。划三条杠：学制、课程设置等不能随意变动；有关教学内容、考试方法等，要经过调查研究，报学校同意方能改动；教学方法、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等小的改动，教研室提出后，报系审查同意即可执行。”
第二份报告中说：“6月以来，我们一方面组织全校党政干部、教师继续深入学习主席‘春节讲话’及高等学校（扩大）领导干部会议精神，一方面组织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和考试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也作了某些改进。”
实践证明，上述《工作要点》和《报告》中提出的教学改革方针是正确的，所采取的做法是成功的。
6月，王季愚调离学校。
11月，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于天放到校兼任校长。
12月，耿兆贵、尚慎武到校工作。耿兆贵任党委代书记，尚慎武任党委副书记。
本年，外语系增设了日语专业。至此，全校共设6个系，8个专业。
1965年1月，校党委召开常委会，讨论是否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问题。会议认为，黑龙江大学是综合性大学，暂不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
3月，校党委召开会议，传达省高教会议精神。会议提出：“教育革命总的方针是积极稳妥，具体政策是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具体做法是一切经过研究，一切经过试验，防止盲目性。”
7月，毛泽东“七三”指示发表后，校党委立即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并从8月初开始，组成专门小组，深入班级进行典型调查，根据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制定了《关于立即解决学生负担过重的几个突出问题的通知》，对学生每周活动总量进行了调整并作了具体安排。
9月25日至26日，学校召开了第三次党员大会。全校有党员344人，出席大会的党员320人。会上，耿兆贵代表党委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党的建设，为进一步实现学校革命化而奋斗》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学校今后的任务是：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以备战为动力，以教学为中心，突出政治，大学毛主席著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指示，破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切实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全校人员的革命化、劳动化。”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6人组成的中共黑龙江大学第三届委员会。在第一次全委会上，选举于天放、耿兆贵、董福长、张毓瑞、尚慎武、王树本6人为党委常委；耿兆贵为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董福长、张毓瑞、尚慎武为党委副书记。会议还选举产生了由6人组成的党委监委会，尚慎武兼任监委书记。
10月20日，根据“七三”指示和高等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扩大）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校党委制定了《关于增进学生健康，实行劳逸结合的暂行规定》（试行草案）。《暂行规定》的基本内容除附则外共11条。即：一、减少学生的活动总量，合理安排学生的学习、政治活动、自由支配和休息时间。二、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三、减轻学生社会活动负担和学生干部的社会工作负担。四、思想政 治工作要讲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和烦琐哲学。五、体育、文娱活动必须坚持积极组织、自愿参加和量力而行的原则。六、妥善组织学生的生产劳动。七、妥善安排学生参加“四清”运动和下连当兵。八、军事训练要实事求是。九、要特别注意保护女学生的健康。十、改进医疗、卫生工作，办好伙食。十一、机关工作必须从方便学生出发，简化各种烦琐手续。
12月20日，校党委召开第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耿兆贵根据中央和省、市委工作会议精神，代表党委常委会作了题为《对学校形势的基本估计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关于学校的形势，报告指出，学校的形势是大好的，但也存在着缺点和问题。大好形势表现在：“高举了红旗，突出了政治，贯彻了‘两纲’，狠抓了教改，加强了备战，坚持了勤俭。”缺点和问题是：“革命精神和革命干劲发扬得还不够，认识落后于形势，落后于上级党委和群众的要求。”关于今后的任务，报告指出，今后的任务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以备战为动力，以教育革命为中心，以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搞好各项工作的保证。”这个报告提出的任务表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已开始进入高潮。
综观学校1964年至1965年期间的教学工作和教学改革，尽管受到各种政治运动和“左”的做法的影响，教学秩序受到很大的冲击，但由于校党委和校务委员会正确地吸取了1958年教育革命的教训，又有了贯彻执行《高校工作条例》的成功经验，对各项改革均采取了思想上积极宣传贯彻，行动上又十分谨慎的方针和办法，因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主要表现在：
一、在课程设置方面，适当地减少了门数，减少了某些次要课程的教学时数，增加了基础课的教学时间，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精选教学内容，学生的学习负担有所减轻。
二、在教学方法方面，大力提倡启发式，克服注入式。1965年上半年，各系有重点地进行了十多项教学方法改革，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考试方法上，自1964年学习“春节讲话”后，就试行了开卷考试和口试。这些改革，把学生从“读死书”中解放了出来，课上抄笔记、课后对笔记、考试背笔记等死记硬背的偏向得到明显的改正，大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三、贯彻“七三”指示后，理科学生每周活动总量已控制在五十小时以内，文科学生每周活动总量已控制在四十九小时以内。学生活动过多、负担过重的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劳逸结合初步得到了保证，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局面开始出现。
四、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有了新的进展。理科各系主要是配合教学和生产实习进行了教学方法和科学技术的研究；文科各系主要是配合全国文化战线上的大论战，进行了大量的学术讨论和论文写作。通过这些活动，提高了师生的政治思想水平，推动了教学改革，促进了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的开展。
五、体育教学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继续进行了民兵训练的试点。1965年夏季，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群众性的游泳活动。这些活动对学生掌握体育、军事知识，增强体质，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 组织师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和学校内部的“四清”
1963年5月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在全国农村的部分地区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名”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试点。
1963年10月4日，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文科学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通知》指出：全国各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进行，这是向学生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的良好时机，设有文科的高等学校，应该积极地有计划地组织文科学生参加这一伟大运动，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受到锻炼和教育。
1964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
2月18日至4月3日，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关于高等学校师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黑龙江大学组织首批师生76人去双城县太平公社参加了农村“四清”运动。在此之前，曾有少数人分别参加过县、社三级干部会议，这批师生参加整个运动前后共历时三个月左右。下乡前，党委对他们提出了“受教育、受锻炼、做工作、出经验”的要求。
6月，毛泽东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并提出了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7月5日，毛泽东同侄子毛远新谈话时指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9月11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和要求青年学生参加社会主义实践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通知》要求，从当年冬季开始，高等学校文科师生都应该分批下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参加农村“四清”运动。1965年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组织高等学校理工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
按照上述两个《通知》的要求，黑龙江大学从1964年10月到1966年5月，组织师生分三批先后参加了农村“四清”运动。
第一批是1964年10月底，学校组织1,341名文科师生（占全校师生一半）参加了拜泉和呼兰两县的农村“四清”试点工作。这批师生直到1965年5月才返校，共历时半年多时间。返校后又进行了三周时间的总结。
第二批是1965年10月，学校组织理科各系及外语系部分师生共500余人，去绥滨县参加“四清”运动。历时半年，于1966年3月返校。
第三批是1966年3月，在第二批参加“四清”运动的师生返校后，学校紧接着又组织外语、哲学、中文等系师生共700余人，在呼兰县集训一周后，分赴大用、康金、石人城等公社参加“四清”运动。这批师生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返回学校。
在此期间，学校还开展了大学解放军的运动，并在1965年暑期组织六四级学生220人到部队“下连当兵”。
由于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把组织师生参加“四清”运动和学生“下连当兵”纳入正式教学计划之内，使这些活动占去了大部分教学时间，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学生的业务学习也在“四清”运动中被中断，教学质量又呈下降趋势。
在组织师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的同时，学校内部也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中最典型的是由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在哲学系和马列主义教研室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
1964年12月至1965年3月，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工作队进入学校，以哲学系和马列主义教研室为试点，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整风学习”运动）。校党委在第三次党员大会的报告中对这次整风学习运动作了总结。报告中说：“在整风学习中着重抓住了办系方向、培养什么人和走什么道路等大是大非问题，开展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两种方向、两种方法的斗争。在整风学习中，自始至终强调了自觉革命，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采取了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获得了显著的成绩。”报告认为：“经过整风学习之后，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分清了是非，揭露了政治课教学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方法，确立了政治理论教学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原则。特别是明确了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根本任务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反对修正主义思想，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明确了政治理论课是个革命的课，是阶级斗争课，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教师革命化的正确途径，吸取了经验教训，为进一步改革政治课教学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报告同时也指出：“在哲学系和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整风学习中，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在开始阶段对整风学习的性质向群众交待得不够清楚，依靠和发挥党支部的作用不够，致使有的同志曾一度在思想上产生了某些不必要的顾虑和紧张情绪。”
然而，实际情况是，在这次校内“整风学习”运动中，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了许多错误的、过火的批判，使一些干部和教师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进入1966年以后，“左”的思想日益发展，政治运动不断升级。3月，批判所谓的“二月提纲”。4月，又批判所谓的“三家村”。学生无心上课，教师无法教学，《高校工作条例》越来越难以执行，正常的教学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
[1]即“一个月放假、二个月劳动、九个月学习”、“一个月放假、三个月劳动、八个月学习”或“一个月放假、四个月劳动、七个月学习”
[2]指社会活动多、生产劳动多、科学研究多。
[3]指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及官僚主义。
[4]当日是甲辰年春节，此讲话后来被称为“春节讲话”。
[5]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七三”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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